七、八月，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召開。會議之後，在全黨開展了一場“反Y傾”鬥爭。
一九六零年正月初五，全縣中、小學的負責人和黨員老師，集中在縣城“反Y傾”。
學校沒有電話，初五下午三點才接到公社通訉員轉來的通知。我立即頂着北風往縣城趕。到縣城時，已經是萬家燈火。
我首先去旅社，找到校長們，瞭解第一天會議的有關情況。
我見一位校長坐在被窩裏，正在埋頭寫什麼。後來才知道，他的問題“嚴重”，“過”了整整一天，“關”還沒過過去。
會議要達到的目標是：“反掉Y傾，鼓足幹勁，實現新一年工作的開門紅”。方法是：“人人過關，自我檢查，相互檢舉、批判”。
第二天早飯後，我準時來到縣政府二樓小會議室，坐在進門的一條長椅子上。
很快，與會人員全到齊了。看到大家臉上的表情，我感到現場氣氛有些緊張，一種不祥預感，油然而生。
會議還沒開始，我見齊世光局長在門外的走廊裏，向那位正要主持會議的副局長招手。那位副局長急忙走了過去。看樣子那位副局長很敬重齊局長，一幅點頭哈腰，唯命是從的樣子。
我聽到齊局長在輕聲向他交待：“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，不要把同志們搞得灰溜溜的。”說完便走了。
齊局長近幾天在縣裏參加縣委召開的一個會議，今天又要在王承啓校長的陪同下，去南昌開會了。
主持人宣佈會議開始。
我心裏想：反正人人都得“過關”，我不如趁早“過關”，以便“輕裝上陣”。於是我第一個要求發言。我根據會議要求，從“政治上、思想上、工作上、生活上”作了“全面的、深刻的”檢查。
我的“自我檢查”完後，接着應該是大家進行揭發、批判。
在會場冷靜了一陣子以後，我們學校的那位黨員老師發言了。他單刀直入，“你，避重就輕！階級立場問題隻字不提。我來問你：爲什麼和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打得那麼火熱？”
階級立場問題，是個非同小可的原則問題。會場又一次鴉雀無聲。
主持人要求大家發言，並啓發大家說：“這是不是在搞階級報復？”。我解釋說，同兩位地主家庭出身的老師接觸，完全是出於工作需要。
主持人又提出一個問題：“你們最終想採取什麼手段殘害出身好的同志？”。在座的聽了面面相覷，我聽了先是大喫一驚，隨後又覺得這個問題提得可笑。
整個上午，主持人和我們學校那位老師不斷向我追問、爲我“分析”，而我則不斷“如實交待”，其他的人只不過偶爾應付一、兩句，催我“快說，快說！”
下午，會議繼續在原地召開。在大家到齊後，主持人命我出去。約過了１０來分鐘，有人來喊我。我走進會議室在原椅子上坐了下來。
主持人見我坐定以後就宣佈繼續開會。
首先向我交待政策：“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”。接着叫我交待“怎樣策劃殘害出身好的同志？”。
下午的會議，再不是主持人唱“獨角戲”了。發言的一個接着一個。因爲平時彼此之間不甚瞭解，要“揭發”的問題，只能是靠“分析”、“推測”。整個下午，除提出了個別新的意見外，絕大部分的發言還是在追查“動機和手段”。
到了食堂開飯的時間。主持人責令我，晚上回到旅社，繼續寫書面檢查。我知道我的“關”還沒過過去，但不會再在會上接受“揭發、批判”了，因爲後面還有二十幾個校長沒“檢查”，哪來那麼多的時間！
幾天的會議結束時，主持人作了小結。他指出：還有不少學校負責人，“矇混過關，問題沒交待徹底”。責令大家回去以後繼續深入反省。
這次會議以後，我不但不能“輕裝上陣”，反而終日揹着沉重的思想包袱。
時間一天天過去。我無時無刻不在提心吊膽，等待組織處理。（未完待續）